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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福氣的人看                           作者: 張忠謀

 

 

在一個講究包裝的社會裡,我們常禁不住羨慕別人光鮮華麗的外表,而對自己的欠缺耿耿於­懷。就我多年觀察,我發現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是完整無缺的,每個人多少少了一些東西。

有人夫妻恩愛、月入數十萬,卻是有嚴重的不孕症;
有人看似好命、能幹多財,情字路上卻是坎坷難行;

有人家財萬貫,卻是子孫不孝;
有人看似好命,卻是一輩子腦袋空空。

每個人的生命,都被上蒼劃上了一道缺口,你不想要它,它卻如影隨形。

以前我也痛恨我人生中的缺失,但現在我卻能寬心接受,因為我體認到生命中的缺口,彷若­我們背上的一根刺,時時提醒我們謙卑,要懂得憐恤。

若沒有苦難,我們會驕傲,沒有滄桑,我們不會以同理心去安慰不幸的人。

我也相信,人生不要太圓滿,有個缺口讓福氣流向別人是很美的一件事,你不需擁有全部的­東西,若你樣樣俱全,管別人吃什麼呢?

也體認到每個生命都有欠缺,我也不會再與人作無謂的比較,反而更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猶記得我那可稱為台灣阿信的企業家姑媽,在年近七旬遁入空門前告訴我:
「這輩子所結交的達官顯貴不知凡幾,他們的外表實在都令人羨慕,但深究其裡,每個人都­有一本很難念的經,甚至苦不堪言。」

所以,不要再去羨慕別人如何如何,好好數算上天給你的恩典,你會發現你所擁有的絕對比­沒有的要多出許多,而缺失的那一部分,雖不可愛,卻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接受它且善待­它,你的人生會快樂豁達許多。

如果你是一個蚌,你願意受盡一生痛苦而凝結一粒珍珠,還是不要珍珠,寧願舒舒服服的活­著?

如果你是一隻老鼠,你突然發覺你已被關進捕鼠籠,而你前面有一塊香噴噴的蛋糕,這時,­你究竟是吃還是不吃呢?

早期的撲滿都是陶器,一旦存滿了錢,就要被人敲碎;
如果有這麼一隻撲滿,一直沒有錢投進來,一直瓦全到今天,它就成了貴重的骨董,你願意­做哪一種撲滿?

你每想到一次就記下你的答案,
直到有一天你的答案不再變動,那就是你成熟了

 

: 音樂是蒙古的烏達木唱的是夢中的額吉(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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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講座-【會動的清明上河圖】


去年此時,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在台北榮重展出, 若未能及時參與, 或無法在現場清楚的看明, 借此涼爽的法蘭西閣再展出一次,  有請各位舊雨知觀看後不吝提供您的心得.與高見.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蔣勳講座(1)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蔣勳講座(2)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蔣勳講座(3)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蔣勳講座(4)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蔣勳講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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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過得像個人,才能看到美


小葉欖仁


 


幾年來,幾乎所有的竹科企業我都去過了,和企業的人有所接觸後,我才知道我過去有「知識偏執」的狀況,


但我並沒有真正認識30歲上下的職場工作人員。


竹科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員工平均年齡是31.8歲,他們都是最優秀大學畢業的菁英。


在開始工作的前10年,是人生很重要的階段,但他們卻通常是11點以後才下班。要戀愛,可能沒有時間戀愛;要買房子,就用世俗的固定模式買房子,找一個大家認為有名的設計師;要結婚,但用很草率的方式結婚。我知道很多工程師經由輔導去娶烏克蘭新娘,他們可能連戀愛的時間、耐心都沒有。


 


真正的美,作假不得


我原來希望的藝術是能恢復人的品味和人的感覺,但他們接觸了這些東西卻沒有感覺,像有些企業會固定舉辦一些音樂會,但他們卻沒有辦法進入那個世界。所以我現在希望向大家說的是「人的原點」,當我們失去了人的原點,談所有的美都是假的。


我有一個朋友,住在信義路上億元的豪宅,找了日本最有名的設計師來裝潢,但有一次我去他家,發現他住了2年,可是廚房裡所有進口廚具的膠膜都沒撕掉。


他的房子只是一個showroom。可是家不是showroom,家是讓你可以放鬆自在、活得像人的地方,家是因為住在裡面的人有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感覺,才會有自己的風格。


 


如果主人對這個家沒有意見、對自己的生活沒有看法,只想告訴別人買的是義大利最貴的床,那只是作假給別人看。


你可以在家裡放很多明式家具,很美;你喜歡家裡很空,也很美,但這裡面的難度是你到底要什麼,如果你不知道,你找再有名的建築師設計都是假的,你怎麼樣回來做自己,才是最難的功課。


我自己是住在淡水河邊,當時會在那裡買房子,是因為覺得淡水河口好漂亮,但是我房子的建商卻不知道善用那裡的美景,窗戶建得很小,我在房間裡就覺得好難過。所以我找了一個學建築的學生,他幫我開了12個窗,而且全部是往外推的推窗,比拉窗更有靠近河邊的感覺,還架出一個小陽台,所以我可以坐在小欄杆上看河,和淡水河只有2公尺的距離。


我也不喜歡隔間,所以設計師幫我用高度界定出3個不同的區域。我家最高的地方是客廳,朋友來的時候坐在最高的地方喝茶;次高的地方是書房,我在那邊看書;再次高的地方是我的餐廳。我覺得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我是主人,我知道我要什麼。在穿著上,我喜歡純棉、純麻,因為我覺得它們很溫暖,材料本身有觸覺上的記憶,在排汗、吸汗的過程也非常舒服。加上我喜歡爬山、喜歡躺在草地上、喜歡在海灘捲起褲腳踩水,我喜歡這樣的生活,所以我就有我服裝的特徵,名牌就不適合我,因為我喜歡自在。


 


找回人與人之間的感覺


我現在不問工程師有沒有去聽音樂、看展覽,反而是問他們:「你們在這裡工作5年了,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公司門口那一排是什麼樹?」


但很少人能夠回答的出來。事實上,他們公司門口那排小葉欖仁的葉子漂亮得不得了,綠色會在陽光裡發亮。


 



小葉欖仁的葉子


後來我再去,就有一個員工和我說,「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我現在下班時會先看看小葉欖仁再回家,所以比較不會和太太吵架了。」


他也問我現在5歲的女兒將來該學鋼琴、還是小提琴,但我建議11點下班的他多抱抱女兒,比較重要。因為所有的藝術講的都是人的故事,一個孩子如果不記得父親的體溫,她將來看畫、聽音樂都沒有感動。如果沒有人的記憶,所有藝術對她而言都只是賣弄而已。


 


我們從年輕開始,就因為工作忙碌,忽略了人與人的感覺,但工作忙碌之餘,你還是一個人,你必須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來做人的部份。你看到了美,才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值得活下去的。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品牌、只是假的美,你不見得快樂,那反而可能會是你憂鬱症的原因。找回美的感覺其實很簡單,去觸摸一片葉子,去聞一下在很熱很熱的夏天、下完午後暴雨的氣味,那是都我們有記憶的感覺,那都會引發我們的感觸和感動。現在美常常成為新的知識、新的壓力,博士可能毫無美感,但一個不識字的美濃農夫卻可以很美,他看得到月光的美、看得到稻浪翻飛的美。美是最大的財富,它不會因為你的學歷而不同,而是因為你人的部份完不完整而不同。


 


週休二日,回來做自己


現在台灣過週休二日,好像非要全家去吃一個餐廳、到哪裡去看薰衣草、喝咖啡,全部整套,然後全部的人塞車塞到一肚子氣。我們對休閒的定義是滿僵化的,好像一定要別人服務我們才算是休閒。


 


我自己假日的時候喜歡自己一個人做41湯,因為我覺得做菜好快樂。我也很喜歡在週休二日洗我自己最喜歡的純棉的、純麻的襯衫,絕不丟給洗衣機,因為我覺得觸感好極了。看到它們晾在陽光裡、在風裡飄,白的好漂亮,我的週休二日就很快樂,因為我回來做自己。在78月,民生東路六段有全台北最漂亮的大花紫薇,即使有車可開,那時候我也絕對要走路,這些是讓我最快樂的事,這才是人。


 


如果我們吃得不像人,穿得不像人,生活都失去了人的意義,那談藝術太遙遠。我談我的生活,並不希望別人學我。每個人是不一樣的,不要隨便相信價格、人云亦云,生活中的美學,應該是不按照別人安排的。每個人應該用自己的生命,去創造自己的生活美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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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畫圓點


EasyFinance Weekend Sharing


 


1929年,她出生在日本長野縣一個很富裕的家庭,她先天性遺傳神經性視聽障礙。母親對她說:要是你能把看到的圓點都畫出來,那你的眼睛也就好了。於是,她漸漸地迷上了繪畫,特別是畫圓點。


 


從京都市美術工藝學校畢業後,母親只盼望著她成為一個能收藏藝術品的人,所以毀掉了她的畫布,讓她和工人們一起幹活。她咬緊牙關,一定要堅持自己所喜愛的藝術。



26歲那年,她在舊書店看到了美國女畫家喬治亞·歐姬芙的作品。一向膽小的她給女畫家去了一封信:我是一位神經性視聽障礙患者,可我癡迷繪畫,希望能得到您的指點。不久,她就收到了女畫家的回信,表示願意在美國推薦她的作品。



兩年之後,她終於前往美國。臨行前,母親給了她100萬日元,告訴她永遠不要再踏入家門。


 


初到美國時,她的畫幾乎無人問津,日子也過得貧困潦倒。慢慢地,她的網狀圖案和圓點被紐約知名評論家關注。她的成名作《無極的愛》誕生了。她用小圓燈泡和大面鏡做反射,視覺幻象變化萬千,形成了與往常不一樣的藝術效果。


 


她叫草間彌生, 20096月,英國《泰晤士報》


評出200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她名列其中。


 




草間彌生曾說:地球也不過是百萬個圓點中的一個,畫好了圓點,就畫好了宇宙,畫好了世態人生。


她的作品充滿了張力,將觀眾帶進了一個無可延伸的空間。正是她鍾愛圓點,不厭其煩地重複,影響了當代的波普藝術,樹立了她在當代藝術中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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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過人要知道反省才能進步呀!!!


二年後你的老闆會是大陸人 / 陳文茜


2010/10/07 12:18


夜郎自大 -- 陳文茜


乍看如此醒目的標題,以為是作者大放厥辭心存諷刺,細讀之下才知道她的語重心長與擔憂,儘管她的立論也不全然令人折服,但確實值得反思。


專制中國蓋1條千里高鐵只要4年,民主台灣捷運新莊線10幾年還沒蓋好。


我們擁抱西方的民主,認為這才是真理,但實際上我們只有投票的那一天才是真正人民作主,其餘時間只能上網發發牢騷,打打嘴砲 ... 我們得意的自豪新聞自由透明且公正,但實際上呢?不是政治傾向明顯就是新聞毫無深度可言 ..


哪個高官明星結婚,誰跟誰又傳緋聞 ... 國際上真正發生的大事沒看到幾家在報 ... 我們是可以選擇,但太多的選擇反而使我們被動的吸收單一資訊,而民主自由的大旗又讓我們誤以為我們的資訊是最正確的,最全面的,但真的是這樣嗎?“規劃一片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這段話讓我感觸很深,我們的自由是以“我”為主,但人是自私的,也是狹隘的,有誰願意為了公眾的利益去犧牲自己的利益?


但一個國家的建設跟規劃少不了會犧牲少數人的自由,此時該如何抉擇?看台灣的高鐵跟大陸的高鐵花的金錢跟時間比較一下就知道,我們花了太多成本在內鬥,在制衡,在討好,我們選出的民意代表首要政治正確,然後跑紅白帖跟拼選舉缺一不可,至於建設?民眾有抗議再說吧 .....


反觀大陸,綠化減碳,太陽能運用,雲端技術的成效已經要把我們拋在腦後了,在我們還要捧著水電繳費單要到7-11繳費時,人家早已數位化一卡搞定了,當我們政府只能呼籲民眾節能減碳時,北京早已家家戶戶裝上太陽能板了,當我們兩黨還在煩惱五都選舉要派誰來制衡時,人家已經快完成全世界最長的高速鐵路網了 ..... 許多人嘲笑大陸人水準素質低落,但能再嘲笑幾年?人民素質的提昇靠的是教育金錢跟時間,大陸前兩項都有了,那時間呢?台灣花了二三十年,大陸富起來到現在也才幾年?但我認識的一些新一代的大陸人教養談吐跟想法已不輸台灣人了,甚至在國際觀,在積極度上遠遠超越我們。


面對這種狀況,沒有人為台灣感到憂心?還在大言不慚笑別人是專制國家,素質低落?我生在台灣,衷心希望台灣能更好,但現在台灣人普遍對大陸的想法,讓我想起了“夜郎自大”的故事。


二年後你的老闆會是大陸人


看到這篇文章心裡更覺得難過,我也常常把這個想法掛在嘴邊,不過我個人擔心的是五年後,沒想到理財週刊說我們只剩下二年的時間來拼了。


我認識幾個外商銀行的年輕大陸人,個個都是來自MIT或牛津或長春藤名校,而且每個的工作態度都十分認真,每天都像是7-11一樣,真的是很不簡單。


有一次我和他們下班約出來打籃球,還有一個大陸仔居然說打完球、晚上洗完澡,還要回辦公室,看到他們追求成功的渴望和認真的態度,我心裡常想,我那裡比人家強,所幸我現在是有比他們多點人脈和經驗,如果我不趕快爬上再高一點的位置,很快就會被長江後浪推前浪,前人準備死在沙灘上了。


看到現在台灣的很多年輕人的抗壓性和態度都不是很好,我真的十分擔心,我想現在我們大家都要更加互相勉勵也多加油了!希望大家都能持續增加自己的價值,而不要在未來隨便被別人取代。


10 年前,台灣企業要調派一個員工到中國去工作,薪水起碼要增加1/3,甚至更多,還不見得有人願意去,那個時候,台灣人的「優越感」很強,大家最想要做的工作,是到外國公司上班,到Apple IBM這種國際大公司謀個一官半職,可以光宗耀祖。但是,IBM 的筆記型電腦部門已經被中國聯想集團買走,抱著這種夢想進入IBM 工作的台灣人,無論是不是已經取得綠卡,他的老闆現在是來自大陸的中國人。


10 年後的現在,很多企業的員工都說:「我做好心理準備了,願意去中國闖闖,請給我個機會。」最近幾年,想要前進中國的人更多了,很多前進中國的台商或外商更聰明了,聰明調整他們的人事策略,不管是從美國或台灣被派去中國,除非你是副總(VP) 級以上的高層職位,他們大多會要求你接受所謂的「local pay」,也就是根據當地分公司物價水準所制訂的薪水標準。更令人訝異的是,短短5 年,「大陸人管台灣人」正在增加。


5 年來,包括中國聯想電腦、中國海爾電器、中國華為科技,以及北大方正與中興通訊等中國企業,陸續來台成立分公司,這些公司的最高階主管都是大陸人,而員工,都是台灣人,這些台灣分公司的台灣員工,領的是大陸老闆的薪水。


如果,你只注意台灣二次金改的金融業併購;那麼,你可能不知道,中國的銀行正不斷的往全世界併購。


如果,你只注意外資買賣超台股多少;那麼,你可能不知道,外資擠破頭想進入中國投資,卻不得其門而入。


如果,你只注意台灣高科技與製造業世界聞名;那麼,你可能不知道,現在全世界龍頭企業面對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中國的企業。


如果,你只擔心中國阻擋台灣加入聯合國;那麼,2年後,你可能就要準備讓來自大陸的中國人當你的老闆。


過去政府鎖國,造就台灣企業無法與世界接軌,導致現在面臨競爭力不足的情況;現在政府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一位金控業的專業總經理說:「只要1 家中國建設銀行的財力,便能買下2 個台灣的所有金融機構。」顯示台灣正面臨著來自中國強大金融實力,將可能會有無力招架的窘境,這是對台灣人發出的重要警訊,如果再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可能就必須面臨被對岸取代的壓力。


在全世界競爭激烈下,企業透過併購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早已屢見不鮮。但現在中國的企業經營困境是欠缺人才、技術與創新,唯獨不缺資金,反正有的是錢,只要花錢買,照樣可以突破這些經營上的困境,並進一步將企業規模放大,增強實力與全世界競爭。


所以,朝全世界龍頭產業進行戰略性布局,收購國際大型企業,是中國慣用的方式,台灣人不僅必須正視這個議題,更應該加緊強化自己的實力,將格局定位在全世界,將企業立足於制高點,聯合其他國家資金,以共同迎接未來大環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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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not my month of editing, however this is good article, I can not help to share with you, hope you like it. - Sabine




後五十歲的選擇 大前研一:幫你的人生「重開機」


 


 


當你努力到三十五歲,該如何計劃好迎接五十歲以後的人生第二春?大前研一鼓勵每人都應該透過整頓自己走過的路、再重新開機,與其做枯木,倒不如做開在原野的花!


 


 


 


 


原文刊登於天下雜誌20086月,398期。


 


捨明星,做原野的花朵。


 


你如果能在五十歲工作退休之後,徹底想清楚你可以在別處扮演什麼角色。


 


換公司,能提升自己嗎?是否擁有重過人生的堅強意志?


 


億萬富翁未必幸福,別拖延想做的事,現在就行動。


 


現代人,如果甘於只做個公司上班族,前途將很黯淡。針對這種人,大前研一在《後五十歲的選擇》一書中再三鼓勵已經染上上班族染色體的上班族說,「先重新整理至今為止做過的事,再依照眼前的社會和經濟現況,尋找、開拓自己未來想走的路。」


 


也就是說,每人都應該透過整頓自己走過的路、再重新開機,走出新的五十歲以後的人生。


 


其中,最大的變數是年紀。你現在幾歲?正面臨何種局面?根據現況,清除及整頓後的選項將大為改變。尤其在現代,因世代不同所造成的差距已逐漸擴大,這種情況如果一直無法改變,未來的上班族將不得不面對「因為所屬世代不同,命運也大不相同」的情景。


 


世代不同,命運也大不同


 


對上班族而言,正值二十世代(指二十到二十九歲之間的人,以下類推)、三十世代、四十世代、或五十世代,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首先,大前研一回溯領先全球的冠軍企業,如松下電器產業、本田技研工業、新力,它們的創辦人兼成功的大經營者,在二十多歲時的作為。松下幸之助(松下電器)、早川德次(夏普集團)、本田宗一郎(本田技研)、盛田昭夫(新力)、藤田田(日本麥當勞)、稻盛和夫(京都陶瓷)……,他們將戰後的日本經濟推展至巔峰。


 


IT公司能讓年輕人發揮能力,因此,在二十幾歲的年紀即成為業界頂尖高手,創立公司並非不可能的事。但是經營需要某種程度的經驗,而且必須具備業界、公司和商業相關知識,照理說,要充實這方面的經驗,合適的時期並非二十世代而是三十五歲左右。


 


三十五歲的人,雖一時面臨失敗,但仍未喪失重新再來的意願和勇氣。到了四十世代,逐漸喪失再賭一次和重新再來的勇氣,也猶豫不決是否要果斷地冒險改革。


 


根據大前研一的顧問經驗,在四十歲以後,還能下決心改變人生方向的人極少。


 


那些戰後的大經營者,每人都在三十世代,集中力量建構公司的原型然後開花結果。因為,三十世代是能以百分之百的氣勢突進、邁向成功的唯一時期。


 


大前研一認為創業經營者的開花期是三十五歲前後。那麼,白領上班族的生涯關鍵期又是何時?


 


大前研一強調,既然會選擇成為公司的上班族,就是已經染上上班族染色體,不可能創業。所以在《後五十歲的選擇》一書中,他不贊成五十歲退休以後,拿著退休金去創業,否則把老本都賠掉了。


 


大前研一認為進入公司十年後,直到三十五歲期間,無論所待的是什麼樣的公司,在公司內該學習的事物都應該完全學會。因此,上班族在大學畢業後的前十年,能做到什麼程度就做,這就是關鍵期。其後,任何事情都學不到了。因此,「三十五歲前後也是上班族的黃金期,」大前研一指出。


 


也就是說,在一般實務方面,最盛期一般是三十五歲。如果是工程師,就是三十歲,幾乎所有的公司,擔負這種實務工作的人都屬於這個年齡層。


 


不調職,也不從事新的學習,度過二十世代後半到三十世代前半,在三十五歲時學完公司中該學的上班族能力。問題是,要如何度過三十五歲往後的日子?這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三十五歲以後,如果不刻意、強制性地立定目標、提高眼界,進而邁向更高層級,自己的智性將無法跟著進步。


 


在最初十年,每個人都會有進步;但此後,能再進步的就只剩下肯繼續努力的人了。大前研一認為染上上班族遺傳基因之後,要一面排除舊習性、一面朝自我發揮的方向邁進,是相當困難的事。


 


擺脫「魔之十五年」


 


因此,大前研一寫出這本書最主要的目的是建議三十五歲以後的上班族,一定要提醒自己仍然有新的目標、新的努力的方向。不要自認為進公司該學的都學完了,而陷入「魔之十五年」。


 


大前研一認為,除非你在公司過了五十歲以後,有機會坐上權力的寶座,才能從「魔之十五年」中解脫。否則就得在五十歲時準備退休。大前研一所謂「魔之十五年」指的是,在公司所做的事,不過是為了讓公司裡的人知道你的名字而已。過程有點像只算減分的玩牌遊戲,一心只為了不要被扣分而繃緊神經。在三十五歲到五十歲期間,每個人都該擁有的目標和上進心,卻已喪失殆盡,這就是「魔之十五年」。


 


創業者有時也會如同過了三十五歲的上班族一樣,總有到了魔之境界的時點。大前研一認為個性強悍的創業總經理很難離職。若沒有培育足以信賴的繼承人,則即使到了六十世代、七十世代,也很難交棒。在這段期間,若非改革失敗,就是因公司內部漸漸對獨裁總經理感到不滿,經營者最後終被迫辭職。


 


因此不管是對此刻日本的上班族而言、對創業總經理而言,大前研一認為,「沒有比此刻更需要按下重開機(reset)鍵的時代了。」


 


不只人要重新開機,企業、國家都可以重新開機。例如,柯達曾是席捲世界的相機軟片製造商,目前卻在數位相機滲透市場的情況下陷入苦戰。柯達應該很早就料到,以軟片為主的市場將會萎縮,並且果斷地放棄這個領域,將經營資源投入數位技術,必須及早決心以數位相機定江山。


 


但是,柯達軟片公司因為害怕失去手邊原有的資產,以這種心態搬出下列理由拒絕重新開機。例如,想要活用軟片製造實驗室、賭賭看未來市場的可能性等。該重新整頓方向卻下不了手,就在這段期間,新力和佳能(Canon)紛紛投入數位相機市場,無舊包袱的企業一旦投入戰場,當然會勇往直前。


 


「業務需要整頓時,仔細盤算可以割捨的東西之後,就得揮劍斬斷不捨的心理,重新歸零,這是求生之道,」大前研一強調無論是企業或個人都該懂得重新開機。


 


不要減法,要重新開機


 


例如,目前自己擁有五十五項資源,保有其中五十項的話,今後或許能夠勉強存活;假如想獲得重生,則必須勇於全部捨棄、一切歸零,這就是重開機。若心裡想著這五十項資源可能還用得著,打算保留然後重新開始,這只是減法,並非重新開機。在變化如此劇烈的時代,半途改用減法度日,其結果是該捨棄的東西不斷出現,最後只會落得動彈不得。


 


換句話說,保持敏捷、快跑的能力,對公司、個人而言都是必要的能耐。大前研一以日本的例子說明重新開機的重要性。日本原來就是個經過巧妙地重開機後再發展起來的國家。繼德川幕府掌政兩百七十年之後,第一次的重開機就是「明治維新」;走向文明、富國強兵,使日本得以全速前進。


 


突然有一天,武士剪掉髮髻、捨棄刀劍,女人穿上連身洋裝,在鹿鳴館跳起西洋社交舞;直到昨天還盲目深信的東西,一夜之間完全變調。不只是政府,日本國民也是頭也不回,很快就適應新的制度和環境。終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一樣,本來嘴裡還罵著「英國、美國都是畜生!」當被投下原子彈後,即被迫作出「無條件投降」,這也是一次完全的重開機。


 


日本人忍氣吞聲地接受現狀,之後,政府忽然間又呼籲產業立國、成為加工出口國家,於是又快速往前推進。隨著新時代來臨,日本又快速而大量地吸收新技術和知識,利用轉型期又從零出發,展現更快速的飛躍性成長。


 


世界上也有幾個無法從封建社會跳脫出來的國家。例如衣索比亞,長期穩坐帝王寶座的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因軍事政變而被逐下台後,因為國家無法順利地從舊制度轉移至新制度,使得全國國民長期陷入苦難當中。


 


就上面的實例比較,他察覺日本社會改革的速度之敏捷,及日本人民適應力之強,令人驚訝。再翻開世界史來看,至今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一樣,在僅僅一百年間,就經歷了兩次大變動,也從未見過重開機時手法比日本更靈巧的國家。


 


但始終都能夠靈巧地重開機的日本,卻在此刻遭遇瓶頸。大前研一在本書中直言,因為日本在必須按下全部清除的按鈕時,卻遲遲不按,拖泥帶水才會造成今日的結果。他認為,以目前經濟膠著的程度推斷,再慢也該在十年前就開始進行整頓才對。


 


對於目前無法重新開機的日本經濟,這本書不僅只是給上班族參考,也可以給政府決策者參考。


 


二○○五年,日本人的平均年齡是五十歲。在全是老人的國家裡,要求國民提起勁來,未免強人所難。但若在十年前,讓瀕臨倒閉的銀行、公司都倒閉的話,結果又是如何?相信如果這麼做,日本的現在與未來絕對是光輝燦爛、前途似錦。


 


針對「銀行若倒閉會引發金融危機,所以不讓銀行倒閉」的想法,大前研一從十年前開始,就提出「讓銀行倒閉吧!」的呼籲;當時如果當機立斷,讓該關門的銀行關門,那些能自力更生的銀行自然會站起來,政府也不需要從事超額的公共投資。


 


當時,財政部長武村正義(一九三四年生,一九九四年擔任村山富市內閣的大藏大臣,即財政部長)表示,「沒問題,不良債權只有十三兆日圓」、「只有十七兆日圓」,卻在不知不覺間變為三十兆、一百兆日圓?金融廳雖然宣稱,到二○○四年四月,不良債權的處理就可以告一段落,但那只是幻想,實際上噩夢根本還沒有結束。從四月說出此話到六月,才短短的兩個月,突然改口說UFJ銀行(後來與東京三菱合併成為三菱東京日聯銀行)本身已無法處理呆帳。


 


國家的債務不知不覺間竟然暴增到七百兆日圓。早知會演變至此,十年前按下「重開機」按鈕不就得了?可是,該按的時候不按,卻有如被剪掉舌頭的麻雀舔海苔般地,最後終於把日本人的存款全吃光了。其結果是,連國民都背負了七百兆日圓的債務。這對必須償還這筆帳的下個世代──四十世代以下的人而言,是無比沈重的十字架。遲疑不決,是造成衰退的原因。遇到瓶頸就動手重新開機,對國家與個人的人生,都相當重要。


 


重開機,是承認至今所為完全失敗。輸了,就結束吧,將記憶體一度清除後全變成零,這在英語稱之為放掉(unlearn),意思是把腦袋放空,如此,便能讓頭腦變成隨時吸收下一波事物的海綿。換言之,重開機是迎接下一波新事物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驟。


 


大前研一寫這本書有他個人的時代背景,也有著眼於日本人口結構的時代背景。這些日本的企業內外在因素,台灣的政府決策者或企業人也都有遭遇到。


 


捨明星,做原野的花朵


 


二○○五年,日本人的平均年齡達五十歲。步向高齡化的日本社會終於登上「平均年齡五十歲」的新舞台。焦點是目前四十世代後半至五十世代前半的人,應檢視自己的生活現況,並認真思考如何充實今後的人生。


 


先來談五十歲。如前所述,在經濟方面,這是一個安全上壘十分幸運的世代。既能領取足夠的養老金,也可以儲蓄。身為上班族,可說是充分蒙受利益後退休的世代。無論活到八十歲或九十歲,都不必擔心餓肚子。


 


這種人在公司可能混得不算好,但無論愉快與否,整體而言,人生都是沒問題的。這就夠了。


 


但有很多上班族年屆退休之齡仍不願隱退,抱著「我還可以做!」、「再讓我的人生開花一次!」的野心。


 


剩餘的十年仍算長。真有事情想做,還有時間。儘管勝負已揭曉,但還是可以想想,剩下的十年能做什麼?有什麼可做的?大前研一建議,「不妨一起來思考上班族最後這十年吧。」


 


別再這樣下去了。與其做枯木,倒不如做開在原野的花吧!


 


花費一些時間安靜地思考這些事情,想想如何改良土壤,用來栽種、培育下半場人生之花。如此努力下去,十年後也許會出現欣賞自己的人,獲得好的評價,至少能因而肯定自己並未虛度此生。


 


這一來就可以自信地說,「我可不是白領薪水的唷,我的投資總有一天會開花結果的。」並且抱持這種自信,待在公司迎向退休。


 


大前研一建議五十歲以前的上班族要先盤點自己最擅長的是什麼?一旦突然被調職到子公司、關係企業時,這些庫存的才華就可以派上用場了,或是就可以不慌不忙地尋找適合的差事,順利地採取新的就職行動。


 


「事先找好第二條退路,對個人而言並沒有任何損失,」大前研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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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read this article in NY Times today; even it is already in March, I feel I need to post this article for you. 


We are making "Decision" everyday, for those at the crossroad of a country, who can make the decision with their best consciousness and use their best judgment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country; they earned their spot in the history. I admire their courage.


For details: 


http://www.nytimes.com/2011/03/06/magazine/06lede-t.html




How to Lose a Country Gracefully
By BILL KELLER


As a reporter, I covered two of the greatest loser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superlative “greatest” applies both to the scale of the loss — Mikhail Gorbachev lost Russia and all of its colonies, F. W. de Klerk lost the richest country in Africa — and to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lost it.

Our hearts understandably thrill to the courage of those who stand up to power — from Tiananmen Square to Tahrir Square and all the streets that now teem with the young and freedom-hungry. But there is another heroism, scarce and undervalued, that accrues to those who know how to stand down.

What Gorbachev and de Klerk did was not always pretty, and neither man is much celebrated in his own country these days. But each relinquished the power of an abusive elite without subjecting his country to a civil bloodbath. Afterward, they did not flee to the comfort of Swiss bank accounts. On the contrary, they managed a feat that is almost unthinkable in most of today’s erupting autocracies: after succumbing to democracy, they contributed to its legitimacy by becoming candidates for high office — and losing, fair and square. De Klerk, the last white president of a South Africa that oppressed blacks for centuries, actually pressed the flesh and pleaded for votes in black townships, professing a kind of civic kinship I think he genuinely felt. De Klerk and Gorbachev were triumphant partners in their own defeats, and thus in their countries’ victories.

It is always tricky comparing one country’s experience with another’s, but in the examples of these great losers there are some broad lessons for all the countries that are now convulsed by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 and for those of us who watch and assess them, not to mention those who bankroll and arm them.

Freedom is a slippery slope.



Both Gorbachev and de Klerk began as reformers — that is, politicians devoted to making a dreadful system less dreadful, not to actually abolishing it.

Perhaps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exerted b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boycotts and decades of domestic insurgency, de Klerk was quicker than Gorbachev to recognize that his ruling party’s life project — a South Africa carved into a commonwealth of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poor black ones and prosperous white ones — was cruelly absurd and ungovernable. By the time I arrived in 1992, he was already dragging his own party and some diehard white separatists into a raucous convention of factions, races and tribes to write a new constitution; white rule was clearly ending, and the only question was how ugly the end would be. Gorbachev, however, thought he was saving the Communist Party, right up to the day that party stalwarts tried to overthrow him.

Those regimes along the Mediterranean rim that are trying to hold back an angry tide by shuffling the cabinet or promising so-called reforms — Jordan, Morocco, Saudi Arabia — may buy themselves some time, but revolutions have a way of overrunning reformers.

A little glasnost is a dangerous thing.



The regimes that have sent their thugs against the press and tried to unplug the Internet are right to fear the media. I’ve cringed under the truncheons of Iran’s official vigilantes, and I worry every day for the safety of the journalists we’ve deployed in Egypt, Bahrain, Libya and elsewhere. But I understand why journalists are targets.

Watching how the seep of information stirred ordinary Russians from a paralyzing fear was one of the true joys of covering Moscow’s spring. The Cold War voice of Radio Liberty, the underground copies of Solzhenitsyn and especially Gorbachev’s own attempts to deputize the Russian press by letting it expose corruption and incompetence — they all chipped away at the invincibility of the Soviet Union. Today it is Al Jazeera; WikiLeaked cables about th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of the ruling elites; and social media that are the fuel of popular insurgency. This is how the unhappy learn that their complaints are justified and that they have company. And with their vast reach and immediacy, Facebook and Twitter are not onl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but also organizing tools — samizdat on steroids.

Some of your best allies are in your jails.



Gorbachev freed Andrei Sakharov from exile; de Klerk released Nelson Mandela. Both leaders then enlisted their liberated adversaries as negotiating partners, buying some credibility at home and abroad. These partnerships inevitably fell victim to mistrust, but they helped assure that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was managed rather than catastrophic.

Armies are people, too.



We tend to think of armies as instruments. But they are also constituencies with families to feed, jobs to protect, a stake in the future, a yearning for respect. If a leader can command his army only with threats of summary execution or by holding family members hostage, as Libya’s desperate despot, Muammar el-Qaddafi, is reported to have done, you can safely bet his days are numbered.

One of the smartest things de Klerk did to prevent the civil war many feared in South Africa was to negotiate job security for the apartheid-era army. And one of the smartest things Nelson Mandela did was accede to this demand, so that when he becam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free South Africa, he inherited a military that regarded him as their paymaster.

One man’s dead nuisance is another’s martyr.



It is not a coincidence that the surge point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unrest tend to be funerals, as they were in South Africa and several restive Soviet republics. From the massacre in Sharpeville to the protesters crushed under the tank treads of a rogue army unit in Soviet Lithuania, from the persecuted fruit vendor who immolated himself in Tunisia to the crowds strafed in Libya, the dead live on as evidence of a regime’s cruelty. And few cultures cherish their martyrs as devoutly as Islam does.

Winning is the easy part.



Congratulations, you ousted the tyrant, you won an election, your inaugural address stirred the hearts of your people. Now here’s your giant goodie bag of festering misery — Egypt! — where the army runs the private sector, the mullahs may or may not be spoiling to impose shariah law, the tourists have been scared of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are rife and any day the score-settling will begin.

Today,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are disillusioned democracies. Wretched poverty, crime and bad governance bedevil South Africa. Russia is corrupt and intolerant of political dissent, sometimes brutally so. Yet each country has grown bigger middle classes, expanded individual liberties and mostly kept its armies at peace. And if the Russians or South Africans run out of patience with their imperfect leaders, they have some hope of remedies other than the streets.

Gorbachev turned 80 earlier this month, and de Klerk will be 75 soon. Happy birthday to both, and here’s to those who make history by gracefully getting out of it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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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的力量


 


更新日期:2011-02-09


記者:撰文=林奇伯


 


【溝通的文藝復興】


 


 


 


在這個E-mailFacebook取代面對面溝通、訊息愈來愈重視輕薄短小的光速年代,書信的力量,反而在網路媒體上重現威力。承載著真摯情感與動人文字的書信,不只搭起人與人的心靈橋樑,領導者也常透過公開信,傳遞組織信念、凝聚共識。從個人到企業、網路到社會,書信已成為一堂溝通學的必修課。


 


 


10位名人告大眾書】


 


大法官許宗力、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宅神朱學恆,各自寫下對時下年輕人的期許;王品董事長戴勝益、Plurk創辦人雲惟彬,用書信體分享了創業心得;作家蔡穎卿、荒野保護協會創辦人李偉文、詞曲創作人鄭華娟的信,流露深刻情感;藝人陶晶瑩、創意人蔣友柏,振筆疾呼省思業界歪風。 


 


 


溝通的文藝復興


 


輕薄文體網路世代,更願轉寄好書信 你可曾讀過一封信,對於其中的意涵與情感沉吟再三,在生命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


 


 


E-mialMSNFacebook愈來愈普遍的今天,人與人的溝通逐漸演變成是一種簡短的訊息和閒聊,對比過去的文體,這頂多只成算是「箋」或「柬」,而非「書信」;書信體也似乎要逐漸消聲匿跡。


然而就在近幾年,社會上愈來愈多企業家、名人,重新正視書信的力量,反向利用網路媒體擴散的威力,在企業關鍵的時刻以傳統書信的形式寫給特定族群,不斷被轉載、轉寄,發揮意想不到的影響力。


 


 


這些書信的內容從企業管理到針砭時勢,從親子互動到職涯教育,形成顛覆微網誌140字限制的「反潮流」。


 


因為對閱讀者來說,書信體是正式的談話,對象清楚,邏輯清晰,情感擁有更多表達的空間,特別能引起共鳴,往往引發一波波討論風潮,甚至經過數年,還有人轉寄,力量勝過演講、影片。


 


 


再加上台灣目前正面臨國際化、兩岸密切交流的時代轉折點,不只企業戰線拉大,觸角深入世界各地,面臨內外部溝通的全新格局,許多家庭更是成員分居兩、三個不同地點,更由於世代價值觀出現巨大裂隙,情真意切的書信,往往能夠弭平時空的落差。


 


書信的力量,正以全新的形態重返我們的生活。


 


作家也掀書信體風潮,感動直達人心 在書信的復興中,最為人矚目的是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公開信文化,不只讓公共議題得到充分的討論,也為社會注入一股多元價值觀的活力。其中,台灣作家以書信體寫作在2010年達到高峰,最能反映出這波熱潮。


 


 


以暢銷書《那些美好的時光》為例,未婚「美女作家」張曼娟為自己的外甥寫下27封信,寫作的過程是一種傾訴,所以也像是寫給年輕時的自己。


 


就在二代健保「單身稅」議題備受社會關注之際,這本書成為台灣愈來愈多單身族的心聲,同時也間接地回應了政治人物「不想繳高保費就去結婚」的污


名化言論,因此成為網路論壇上熱烈的討論話題。


 


 


巧合的是,自然作家劉克襄也在去年夏天推出新作《15顆小行星》,以書信體形式寫給15個對象,幾乎每一封信都引起相當廣泛的回響。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網: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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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生的中站大清倉      秋禾




今年夏天母親走了,母親在一年前得知自己患了末期癌症,從此她利用出院期間的斷續時光,努力整理身邊事物。
母親首先找來會計師,給我們的家產列成清冊,召開家庭會議分配妥當。其次,她打點自己所有衣著飾物、首飾,一盒盒紮理好,分給我們女兒、媳婦,衣服送給長年幫忙的歐巴桑和慈善機構,只留下幾件家居服和貼身衣物。

母親將自己全套作品寄贈圖書館,又出清多餘藏書,請里長轉送社區居民。她更憑極有限的體力,重新整頓家用品,一一明確歸位,給每個抽屜貼上標籤,以防我們尋不著。

最後,母親為自己整理一份簡要的自傳,又擬一份訃聞發送名單和喪葬程序表,再簽一張病危時放棄延命治療的切結書,工工整整排列好,一齊收妥在抽屜裡。

母親走後,我們在悲痛中仍不致慌亂,以有限的人力,循序完成母親遺願,為她辦了一場莊嚴淒美的喪禮。這一切都得感謝母親,因為她曾如此鎮靜的規畫自己人生的最後。



高齡社會的來臨,使老人人人自危。母親並不特別,事實上,近年來在日本的中高齡層間,就有一種「要走得乾乾淨淨」的說法,並且隱隱蔚為潮流。

這種提前策劃人生終點的理論,並非消極或厭世,相反的,正因為日本是世界屈指可數的長壽大國,再加上少子化和小家庭制的影響,使老人即將成為這個社會最大的負擔。
因此,逐漸人人自危,或者說人人自覺,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負責,就連後事也不例外。

年六十八歲的愛子,每年都整理一次家產清冊,趁正月子女返鄉時給他們過目。她過了六十歲之後,就實行「不買主義」,家裡只留最小限的必要用品。這位女士並非清貧,她自年輕時物慾旺盛,年紀漸長卻領悟身外之無用,生活自然簡單了。



曾經著有《人生最後該做的事》一書的式田和子女士,更身體力行簡樸的晚年生活。她處分所有不再讀的書,定妥首飾古董的遺贈名單,整理好所有家族照片。
現年七十二歲的她,多年來除了食物、內衣和鞋子之外,極少再買別的東西。在她潔淨的櫥櫃抽屜裡,擺著「死後聯絡名單」、「死後家中應辦事項」和她早已請人拍好的遺照。

人生五十大清倉,該捨就捨,才能換檔起步!

除了「乾乾淨淨的走法」之外,更積極的理論是「人生五十大清倉」。最著名的例子是日本老牌女星高峰秀子,她在五十歲時決定息影,從此洗淨鉛華,和老伴過著退隱生活。
她將原本九個房間的豪宅改成三間,處分所有華美衣裳,賣掉大部分家俱,只留一桌、四椅、二杯和二皿,又資遣原僱的二名女傭。

也許高峰秀子做得太過了,最後她的丈夫忍不住問她:「妳是不是看我是老古董,也想早點把我出清呢?」





然而,一位研究「生死學」的平山正實教授說得好,人活到五十歲體力就不免走下坡,會開始遭遇各種病痛。或是說,得越過一個個小小的「死亡關卡」,才能往長壽之路邁進。
因此,由生機旺盛的四十代進入五十代,不妨稍停下腳步,給自己的前半生做個結算,檢討自己的生活方式、人際關係、健康狀態和財產現況。
勉強的東西不要硬撐,該捨的東西就捨,如此才能「換檔」,重新起步,心情輕鬆的迎向下半生。如果說人生的終點是打烊,那麼五十歲時來個暫時歇店,給自己大清倉當不為過。
當然,已經不健康的人較健康的人給自己策劃終點的心情,完全是天壤之別,這需要當事人無比的勇氣和決心,不能相強。
只不過,當一個人的人生落幕後,他留下的一切都會告訴我們,這個人生前著重物質生活?還是崇尚精神生活?

我很高興我的母親屬於後者!
(本文摘自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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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one good article for you to review: 


周瑜為什麼不快樂?值得一看 <http://kevinhung2.blogspot.com/2010/05/blog-post_3636.html>




在三國裡面,周瑜算是能夠觀照全局的聰明人物了。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這種聰明一碰到諸葛亮就統統失效了。

諸葛亮到底比周瑜多出來了什麼?
諸葛亮比周瑜多出來的,是人生一種更高層次的聰明。
真正要形容,應該叫做智慧。

智慧不是機智,不是知識,更不是對外在環境全面性的觀點。
智慧所呈現的,是一種生命的態度。

他讓人往內在去看到自己內在的心靈,看到別人內在的心靈。
這幾乎是諸葛亮和周瑜最大的差別了。
諸葛亮看得到別人,也看得到自己,但周瑜卻只看得到別人,看不到自己。

這是為什麼我們一天到晚看到周瑜面對諸葛亮時老是在抓狂,老是被諸葛亮操縱,這是他不自知的部份。
聰明的周瑜 遇到了諸葛亮為什麼竟顯得如此愚蠢?
這是因為他少了一種內在的觀照,無法在面對事情的時候看到自己的內在。
周瑜向來是個表演者,他一切的努力,都是要從別人身上獲得掌聲。
對於必須靠這麼多掌聲與讚美才能滿足的人。
周瑜自己沒有看出這點,當然很容易就落入了諸葛亮的操控之中。

既生瑜,何生亮?
周瑜的人生算是十分美滿的,不僅長得帥,懂音樂又會打仗,還娶到絕世美女小喬。
以他的條件應該過著幸福快樂的人生才對,可是為什麼他會被諸葛亮整得那麼痛苦,

老是大嘆:『既生瑜,何生亮』?

也許周瑜的人生是一種完美的比賽。
很多人的人生都是這樣,然而這很可能也就是痛苦的開始。 人往往習慣先去注意優點,而忽略了缺點。
假如你懂得從整體去觀照人生,也許就不會只注意優點而疏忽了缺點。

若從周瑜真要跟諸葛亮比較,諸葛亮老婆那麼醜,家裡又窮,也不懂音樂,薪水又領那麼少,還和劉備簽那種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的約,這樣的人生實在沒什麼好羨慕的。
偏偏周瑜要鑽牛角尖,固執地要往自己不如別人的缺點裡面鑽,讓它來妨礙自己的幸福、一輩子痛苦。

人的優點是否就代表了他生命的成就或者幸福,這其實是很難說的。
優點就像水一樣,是可以載舟,也能覆舟的。

美國有個學術研究,把學生分兩班,一班是很漂亮的女生,另外一班是很醜的女生,十幾年後統計這些人的成就,


漂亮的女生畢業後多半當秘書或情婦,只有少數幾個有傲人的成就,反觀醜的女生多半當了主管,事業非常成功,

婚姻幸福美滿的也占了多數。

為什麼優點,反而造成了人生限制呢?
可見集很多優點不見得都是好事,端視你怎麼對待那個優點才是關鍵所在。
反過來看,缺點也未必都是不好的,端看怎麼去面對自己的缺點。
所以人生的優缺點與人生的幸福狀態不是成正比的,我們需要更多的智慧去處理那些優缺點。

在三國裡面就充滿這樣的智慧,大家如果多聽《歡樂三國志》,多想想,也許能夠讓自己活得更快樂、更幸福。


人的一生有甚麼好比的:
十歲看智力,二十看學歷。三十看能力, 四十看經歷。
五十看財力,六十看體力。七十看病歷,八十看黃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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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的磚頭

幾杯黃湯下肚後,我朋友一時興起,說要帶我去拜訪他爸爸,
「現在?不會太晚了嗎?」「沒問題,他還沒睡的!」
隨手外帶了些魯味小菜,我想這是老人家下酒愛吃的。
「你不是說找你老爸,怎越走越遠?」
「沒錯啊,就在彎過那個山坡,我爸住的那兒很漂亮喔!」
往車窗外眺望,山腳下的景緻的確漂亮,心理想,老人家雅興倒挺高的嘛。
下了車,朋友一逕的往裡走,「來來我幫你介紹,」
「喂喂這裡是?!」我驚訝的問,
朋友笑著,「這裡很漂亮吧?!」,我當下明白了。
「他年輕時很愛泡茶,你知道小孩嘛,怎麼可能靜靜的坐在旁邊,三五好友來時就叫我去買些嗑牙的,我倒是樂的輕鬆,如果沒朋友來那我就慘了,他愛熱鬧,泡茶也得拉人作伴,小板凳這麼一拉吆喝著我坐下,問問學校問問老師朋友,連有沒有女朋友也要問,煩都煩死了」。
「哈哈,大家的爸爸都一樣任性嘛」我們兩相視而笑,「後來我唸了書,很少回家,你知道,男孩子長大了跟父親總有一種疏遠感,電話裡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結了婚更少回家了,我老爸總是說,少了我都沒人幫他買嗑牙的,呵」,順著點起一直叼著的煙,斗光一滅一亮的。
「他還真不夠意思!前些年身體突然不好,也不說,剛好那陣子我也剛升主管,業務忙的不得了,就連電話也少打了」,吐了口氤煙,「後來有一天,我回國來述職,想說剛好趁機會可以回家一趟,但得先回公司幾天業務簡報,剛回國一堆區域會議要開,結果就在會議中間我家裡急電,說是他不行了」。
「我都回到台灣了啊!我都要回家看他了啊!他很不夠意思,他真的很不夠意思!」說著說著激動起來,「後來匆匆結束了會議,急忙的趕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為什麼他不等我,想著眼淚就掉了下來好不容易趕回家後,我衝上前緊握他的手,發現,怎麼多久沒見老爸手上的繭厚了、臉上的皺紋深了,我才驚覺,我有多久沒好好仔細看看他了」。
「老媽走進房裡又走了出來,說是老爸特別交代我回來要給我的,我看到是什麼後當場就崩潰了,你知道是什麼嗎?那個我從小最討厭的小板凳,他一直留著,他一直為我留著一個位置。」
「我把小板凳拉來,就這麼一直坐著,嘴裡叨叨絮絮的不停念著:」
「爸,我回來了」!
朋友幾乎是顫抖哽咽著擠出這句話,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沉默了好一陣子,他才又緩緩的說著,「後來我有空就上來找他,跟他聊天、陪他泡茶,就像小時候一樣,」「這裡是小時候爸爸帶我們來玩的地方,很美,這是現在我唯一能為他作的。」
看著山腳下的燈火渺渺,我想他老爸應該也在天空的某顆星眨著眼笑他吧。
朋友的事讓我想到那位開著新Jaguar的年輕總裁,經過住宅區的巷道的他被一個小朋友丟了一塊磚頭打到了車門,他很生氣的踩了煞車並後退到磚頭丟出來的地方。
他跳出車外,抓了那個小孩,把他頂在車門上說:「你為什麼這樣做,你知道你剛剛做了什麼嗎?」
接著又吼道:「你知不知道你要賠多少錢來修理這台新車,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小孩子求著說:「先生,對不起,我不知道我還能怎麼辦?」
「我丟磚塊是因為沒有人停下來」,小朋友一邊說一邊眼淚從臉頰落到車門上。
他接著說:「因為我哥哥從輪椅上掉下來,我沒辦法把他抬回去。」
那男孩啜泣著說:你可以幫我把他抬回去嗎?他受傷了,而且他太重了我抱不動。」
這些話讓年輕總裁深受感動,他抱起男孩受傷的哥哥,幫他坐回輪椅上。
並拿出手帕擦拭他哥哥的傷口,以確定他哥哥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個小男孩感激地說:「謝謝你,先生,上帝保佑你。」
然後他看著男孩推著他哥哥回去。
年輕總裁慢慢地、慢慢地走回車上,他決定不修它了。
他要讓那個凹洞時時提醒自己,
「不要等周遭的人丟磚塊過來了,自己才注意到生命的腳步已走得過快。」
當生命想與你的心靈竊竊私語時,若你沒有時間,你有兩種選擇:
傾聽你心靈的聲音或讓磚頭來砸你!
我重新思考著老問題:是否曾因為生活太快、太忙碌而忽略了我所愛的人,然後讓他們開始懷疑起我是不是真的愛他們呢?


《白色巨塔》裡的關欣對蘇怡華這樣說:
「如果你要幸福,你要堅定的伸出手,去做你想做的事,去愛你身邊最愛你的人,不要等,因為幸福從來沒有離開過,只是你有沒有看見。」
這句話讓人很有感觸,因為我們都花了太多時間在追尋遙不可及的幸福上,卻忽略了一直在自己身邊,觸手可及,最平凡卻重要的幸福。


     * * * * * * *


 


 


最近住在同一棟樓的兩位鄰居, 先後在兩個月內身故, 一為心肌梗塞, 為人妻者眼睜睜的看著枕邊人在瞬間從面前消失, 一為交通事故, 二十多歳的新婚孕婦,  騎乘機車出門後即無再回家~~~  平日皆熟識, 見其家人淚流偒心不已, 鄰居們也都籠罩在一片低氣壓中.


 


愛要即時, 人生無常, 誰也無法預料下一刻你或你四周的人會如何. 隨著年紀增長, 愈來愈覺得自己說好的不準, 說壞的就十分靈驗 (不知童鞋有没有這感覺) , 所以也儘量學著 慈眉善目,輕聲細語的與身邊人和樂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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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眷村/郭冠英 


 


小娃兒,回家吃飯了!!──眷村憶


 


寶島,以前我們都這麼說,還要加個「美麗的」,現在,比較少人如此說了,我們要說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不是中國的寶島。這我不同意,堅決反對。  


我是貴州人,雖然,我只在成年後去過一次,我長住在台灣省。  


一村、二村,我住的地方是新竹的牛埔一村,那時覺得距市區好遠。後來,搬到了北大路的中海新村,就在美國中情局的西方公司旁邊。那裡是蝙蝠窩,傍晚飛行員從那裡出來到機場,開B-17從南寮出海,摸黑進入大陸。十多年內,有一百四十多人沒再回來。或許,也可以說,他們先回到了家鄉,看你站在海峽的那邊看。  


眷村,是為了作戰而生,但我們生活得很平靜。戰爭,就是天上的一個亮點,夕陽下,F-86軍刀機進場,一個彎,一道銀亮的反射,四架。戰爭,真美。晚上,機場打上天的探照燈,一塊塊白圓在暗雲中搖動。我們沒看到蝙蝠俠,也沒看到匪機,不知在照什麼,大概是提醒我們,枕戈待旦,明年,我們就要打回去了。現在,要當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我的外婆,常拿出一張小照片看,說這是大舅,小舅連照片也沒有,不久,我們就要回去看他們了。每年這樣講,每個中秋這樣講,吃著月餅,剝著柚子,看著月亮,談著家鄉。媽媽,在夜色裡唱著「鍾山春」:「巍巍的鍾山,龍蟠虎踞石頭城。」很快,我們就可見到鍾山。  


外婆沒能看到她的兒子,來台十年,她死了,葬在牛埔村旁的山上,可以看見海。後來,小舅來挖出了骨灰,葬到了他住的吉林。  


那個山上,有個榮民之家,他們是沒有眷的,很多是傷兵。我記得有個人手一直抖抖的,我想,他用筷子挾麵會如何?  


外婆常帶我到市區的一個婆婆家去。她們家有對雙胞胎,比我大七歲。我奇怪為何他們這家外省人不住眷村,反在市區賣米。這婆婆與我婆婆都是江西人,都在贛南住過。她們在這裡老鄉對老鄉,兩眼淚汪汪。






後來他家哥哥寫了「窮孩子與六個蛋」的故事,說:「大概是民國四十二年吧,那時,我、弟弟、外婆和舅舅,一起住在新竹市。快接近中秋節的時候,外婆有個住在新竹郊區的老朋友,一個和外婆一樣裹著小腳的老婆婆,她從她住的地方,還送來一包用手帕包著六個蛋的中秋節禮物。對於當時生活環境可說是「貧窮、拮据」的我們來說,能同時看見六個蛋擺在眼前,並且知道它們將成為未來幾天裡餐桌上的食物,那可是件讓人覺得非常興奮、非常期待的事。  


外婆的朋友離開後,外婆對我和弟弟說:「這六個蛋給你們兄弟倆帶便當,三天裡都有雞蛋吃。」我和弟弟連忙說不可以,外婆年紀大,需要多吃點有營養的食物,這些蛋正好讓外婆「補一補」。外婆很堅持地說,絕對不能只有她一個人吃,一定要我和弟弟也吃。  


這六個被「推來推去」的蛋的「下場」是:第二天的早餐裡,有三個白煮蛋,外婆、我、弟弟各吃了一個,而剩下的三個雞蛋,則在往後幾天,和著韭菜炒一大盤,大家一起吃。」


我,才四歲,依稀記得外婆那手帕。後來長大點,才知他爸爸是管所有眷村的,不但管房子,還管理面住的人的思想。  


外婆是為了我媽要生我,接到個電報,就到上海來看顧她的大女兒,這時我爸媽已飛到了新竹,外婆隨後再來。她離開南昌的時候,叫大舅送他去車站,沒跟小兒子道別,怕他不肯讓母親走。小舅那時才十四歲,一直怪我媽自私。他說:「抗戰完了,只有一九四六年,我們家過了個團圓的年,後來你媽去了上海,我媽去照顧你,我們這一家從此分散。」  


我媽是聽了她最好的同學彭阿姨的話,去到十里洋場的。彭阿姨嫁給了空軍的機械隊長,我媽在那兒遇到我爸。後來彭阿姨住在新生南路的建華新村,那是個大眷村,現在的大安公園。我小時到台北,媽一定到彭阿姨家去,還有就是去爸友人的南京新村,今天華航和六福皇宮酒店的所在,那已算是台北市的邊界,一片稻田的盡頭是山。  






我們上台北多是開吉普車上來,要在省公路繞走兩小時多,後來爸爸還有個好朋友,住在基隆路邊的眷區。那時,我以為對面過街就是基隆了,那是四四兵工廠,牆外堆放了些廢棄的車砲。我不知那些牆後是什麼,更沒想到今天那裡會聳立一度是世界最高的101大樓,也絕不會想到我那時站的地方,會是寶島最貴的一塊土地。


小時對彭阿姨印象中就是她常咳嗽,四十九年她氣喘病死了,一口痰沒上來。我們在眷區旁參加了她的葬禮,然後大人送她上六張犁。從和平東路望去,一片平地,我覺得那是好遠好遠的山頭。


過了五十多年,我認識一個人,交往了幾次,談起小時的情形,一對問:你爸爸是做機械的?你媽媽是不是姓彭?你是龔阿姨的??原來他是彭阿姨的兒子,只是那時我們都小,十來歲,不記得對方了。


 


我們牛埔的家,除了沒有引擎外,大概拼得出一架飛機。我們住的是日本人的榻榻米房子,一排五六棟,一棟切住三家,用木板隔開起來。屋外院子加蓋的廚房,頂是飛機的翅膀,屋簷還看到翼巢的洞,水槽是飛機的油箱,F-84的,高立在牆上,一種威嚴的宣示,我一直以為是炸彈。洗水桶是個半截的油桶頭,我以為是炸彈切一半,後來想炸彈沒那麼薄,也重死了。水桶下面墊四個磚頭撐起來,一切克難。爸爸本有輛哈雷機車,後來用飛機材料拼做了一輛90cc的摩托車,晶晶亮亮,用了幾年,賣給了位台灣朋友,幾千塊吧。  










菜刀是飛機皮做的,上面一圈圈雋刻,很美,但是鋁質不硬,只能用來切菜。二戰中做臨時跑道的有洞鐵板,可以直立做牆。  


我們的本省朋友不多,投票是爸爸回來說,這次上面決定投那個。我上台北都是坐吉普車,有次是個本省伯伯帶我去玩,那次沒去眷村,去的是圓環,吃了蚵仔煎,嘆為人間美味。因為我們外省人在眷村,吃的都是五花肉,魚都有點臭味,小時就知要看魚眼魚鰓定鮮度,但就這幾樣菜,有吃過蚵仔湯,但吃到和蛋煎這種高蛋白食物,自然感美味。哪知我後來懷念圓環的文中的一句「高級外省人」的調侃,在50年後竟然成為寶島的大新聞,我成了歧視台灣人。不過也沒錯,好多的眷村人都來對我說:「我們是高級!」真的,不比不知道,高級跑不掉。  


 還有一種台灣食物,不,是多種,也是美味,就是早餐車。車好像是神龕狀,旁有玻璃,裡面有各種的小食,鮮紅的豆乾絲、柴魚花、黑豆、大紅豆等。還有羊羹,那種甜真太好吃了,但那高級,我們吃不起,是班上的高級本省同學帶來,吃一點。現在,甜死了,放冰箱都乾裂了沒人吃。  


我們的柴米油鹽是配給的,定期就有車來眷村發放,至今仍記得那種油鹽的味道,麵粉一袋袋往地下一撲,白粉飛揚。我們吃美援的脫脂奶粉,大概是在美軍轟炸這個機場時就生產的,硬得像塊磚,風骨嶙峋,拒絕即溶,要用個有洞洞的鋁篩在杯裡打很多遍,才能攪勻它。那位管眷村、兒子吃個雞蛋都很滿足的人,有天問勤務兵是否沒來,參謀奇怪他怎麼知道,原來那勤務兵每天打牛奶都不打勻,奶糊黏在杯底,今天卻全打勻了,因此這位先生想是不是換人了。果真,老勤務兵那天請假。這也證明這人真是精明,觀察入微。


我們穿麵粉袋做的內衣褲,屁股上有中美合作握手的圖案。我玩的神鞭,是飛機的操縱鋼繩,我用來迴轉打蜻蜓,那時蜻蜓真是多。睡在竹籬笆旁的稻草堆中,雞在身邊走來走去,蛋溫溫的,太陽暖暖的,曬著真舒服。  











我們燒的是煤球,一個個火紅圓球由夾子夾起來,燒完了紅色的土塊堆成一堆,還可以用來舖地。每家都在基地揩油,眷村早期煮飯燒菜都得靠煤油爐,稍一不慎就可能受傷。有位尹太太說:「妳看我這個臉,那時灼痛的狠,都不敢照鏡子。」我有一個朋友,父親在嘉義眷村因煤油爐爆炸燒死,因為這種紅色的飛機煤油燃點低。那時家家都有幾個3/4加侖的油桶,有次南機場的眷村發生火災,一戶戶燒過去,油桶炸得像放煙火一樣,無救。


小舅去挖骨灰時到牛埔來看了我家的老鄰居,他們記得外婆有次晚上在水井旁哭,鄰居打水看到個黑衣黑影,都嚇到了。外婆說:「我不是鬼,我是在想我大陸上的兒子。」小舅聽了這話,淚涔涔下。  


有個中秋節,妹妹哭著回來,說外婆死了,死在機場的醫務隊,骨癌。她只活了五十九歲。後來婆婆的老鄉好友也死了,她們都放在青草湖的靈隱寺,我們去拜外婆也拜拜她。  


後來,我們搬開了牛埔,到新竹北大路大教堂旁的中海新村。爸爸有了女友,媽媽常常吵鬧,聲震鄰里,爸爸丟臉,我們也丟臉。他們感情破裂了,我母親痛苦一生,含恨去世。但是,青少年的我,生活仍是快樂的,眷村的兄弟姊妹,彈彈吉他,學學貓王,喜歡披頭。我們家後面是個大稻田,坐在屋後水溝旁,看看水田粼光,飛機回場,有時還看到F-104沖天直上。到新竹基地換裝F-100時,我們已搬離了新竹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駕駛P四十七在大陳防衛戰中被米格MiG-15擊落的溫鑄強,他的母親就住我們那一排,花蓮的鑄強國小就是紀念他。溫母有個孫子名叫溫中正,我搞不清是怎麼關係,其實那是蔣夫人在華興育幼院挑來的過繼給溫家。這小孩聰明頑皮,老夫人根本管不住他。我們玩在一起,他從華興回來總有些玩具,我很羨慕,但他有次沒回來,說是得了腦膜炎死了,也有說他是爬樹不慎摔了下來。  


那時家家會種點東西,最常是綠葡萄,好酸,拿來做酒。很後來才有巨峰葡萄,初見視為神物,也是在差不多時間有了愛文芒果,這些都造就了台灣水果王國之名。沒人說它是外來,連桐花也非本土,真正本土的台灣芒果,還是以它的濃香甜有其位。其實台灣東西多是外來,好山好水,留得住好東西;自己弄成了窮山惡水,就只剩劣幣。  


眷村也一樣,當你看到巨峰葡萄時,沒人說還是自家的小葡萄好。當隔壁在鞭炮聲煙中迎回了一位本省小姐,弟弟從軍校帶回了一位台灣同學,爸爸與市區來的人在不知談什麼,不久摩托車就不見了,本來以自保為由的太保也有土台客,眷村的天際線出現了高樓時,竹籬笆就慢慢沒有了。










   


 


西方公司有美軍福利社PX,我們能買點洋酒來裝飾客廳,過年節時可聽聽香檳打嗝後吐白沫。家裡有個高腳櫃,喝完的三星白蘭地瓶子,就拿來做葡萄酒。有天我坐在客廳,突聽一聲大爆炸,窗戶震得格格響,我跑到屋外,見無異狀,又回家,後經高腳櫃,看上面有水漬,一沾,是甜的,打開上層酒櫃,才知是酒發酵氣密爆炸,酒瓶炸得碎碎的,加上酒櫃的鼓膜效應,才會那麼大聲。  


我家的檯燈,是飛機的火箭炮,這東西射出去,後面會展出四個小尾翼,過期了要報銷,基地兵員就把它倒插在地上,尾部點著了當煙火玩。火藥放完了裡面中空,拉根電線,把四片尾翼卡個角度做支架,就成了個檯燈。這事要在今天,那可吵不完了,危險、貪污、浪費、特權,軍紀何在?國防部長要不要下台?馬英九要不要負責?  


田裡多泥鰍,還有水蛇會去咬青蛙,我殺了蛇剖腹吊在門外。廚房是違建在大水溝上,有次清水溝,挖出好多黃鱔,看來像蛇,一大水盆,看來好不舒服。我們那村子也叫八村,就是三排統艙,大概一百公尺長,有五十九戶。村尾有棵大榕樹,有個老太太,可能也就是50歲吧,住在那邊。有次我看她把只老竹椅打碎了,做柴火,裡面都是蟑螂,亂竄,她又踩又捏,橫掃千軍,就差沒往嘴送,旁邊還有雞在追啄,看得我噁心死了。  


後來,這片稻田成了新竹文化中心,西方公司也拆掉了。民國九十六年清華大學舉辦了黑蝙蝠中隊的紀念會,幾個同學的父親死在那些任務裡,我們一同到西方公司舊址和旁邊的眷村博物館去看了一下,也到我老家走了一遭,已是些空屋。過了一年多,我出國前,又去新竹走了一趟,一看,中海新村已夷平了,成了個小公園,大榕樹還在。以前的水溝只剩個凹槽,神成橋也不見了。九十八年,西方公司整理,蓋了一間黑蝙蝠紀念館,我去參加了開幕式。那些空軍老先生老太太都對我說:「你是好樣的,我們都佩服你,支持你。」我想,他們或也不完全知道我事的梗概,他們只是護短:「這小娃是我們村子的,他不會錯的。」  


竹籬笆沒了,我們配到的公寓,有價高達一千兩千萬的。這些高貴的圍牆把每家隔開了,但是,那段眷村中雞犬相聞、甘苦與共的歲月,卻永遠記在我的腦海。大體來說,那是段快樂的時光,一個好的成長環境。


 


「小娃兒,回家吃飯了!!」(四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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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後,臺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臺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八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Refer to: 


2010/08/09 聯合報】@ http://udn.com/




I do have some dreams, however the Chinese dream is an untouched frontier for me till now.  I feel sorry for this, from now on I will try to dream big with all kind of dimensions and hopefully I will have the courage to shar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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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ne always has good articles for us, this is a good one for your reference: 






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本月一日,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發表演講「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前一天同一地點,她剛從深受大陸知識份子推崇的報紙「南方周末」手中,接下「二○一○中國夢踐行者」獎杯。


 


龍應台這次在北大演講,吸引超過千名聽眾。龍應台在演講中回應「南方周末」請她談「中國夢」的要求,侃侃而談一九四九之後,台灣人面對「中國夢」的破滅與轉折,最後期待中國以文明大國的形象崛起於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刪節方式刊出龍應台演講內容,引起華文讀者上網尋找演講全文。龍應台得以「解禁」在大陸公開演講,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聯合報獲龍應台同意,今天刊出演講全文,以饗讀者。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十年代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一九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 七○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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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形式的屁股決定腦袋-----



很有意思又耐人深省的一篇網路文章,特別摘錄下來,與好童鞋們分享:




經濟學中有個名詞稱為「路徑依賴」,它是類似於物理學中的 " 慣性 " , 一旦選擇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 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
 
以下美國鐵軌的故事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概念,並且加深對其後果的印象。
美國鐵路
兩條鐵軌之間 的標準距離是 四點八五英尺 。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標準,究竟從何而來的?

原來這是 英國的鐵路標準 ,因為美國的鐵路最早是由英國人設計建造的。
那麼,為什麼英國人用這個標準呢?
原來英國的鐵路是由建電車軌道的人設計的,
而這個 四點八五英尺 正是 電車所用的標準 。
 
電車軌標準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最先造電車的人以前是
造馬車 的。
而他們是用馬車的 輪寬做標準。
好了,那麼,馬車為什麼要用這個一定的輪距離標準呢?
因為如果那時候的馬車用任何其他輪距的話,
馬車的輪子很快會在英國的老路上撞壞的。為什麼?

因為這些路上的轍跡的寬度為 四點八五英尺 。
這些轍跡又是從何而來呢?
答案是 古羅馬人 定的, 四點八五英尺 正是 羅馬戰車的寬度。
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輪寬在這些路上行車的話,
他的輪子的壽命都不會長。

我們再問:羅馬人為什麼用 四點八五英尺 為戰車的輪距寬度呢?
原因很簡單,這是 兩匹拉戰車的馬的屁股的寬度。

故事到此應該完結了,但事實上還沒有完。

下次你在電視上看到 美國太空梭立在發射臺 上的雄姿時,
你留意看,在它的燃料箱的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
這些推進器是由設在 猶他州 的工廠所提供的。


如果可能的話,這家工廠的工程師希望把這些推進器造得再胖一些,
這樣容量就會大一些,但是他們不可以,為什麼?
因為這些推進器造好後,要用火車從工廠運到發射點,

路上要通過一些隧道,而這些 隧道的寬度只比火車軌道的寬度寬了一點點,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火車軌道的寬度是由馬的屁股的寬度所決定的。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可能今天世界上最先進的運輸系統的設計,

是兩千年前便由 兩匹馬的屁股寬度決定了。

這就是路徑依賴,看起來有幾許悖謬與幽默,但卻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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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事情的角度


 


這封在網路流傳的故事,雖然很短,但是值得花點時間讀完它,回味一下表達的藝術的最高境界,不同的話術所達到的效果,完完全全的產生大不相同的結果。


 


一個失明的男孩坐在一個大廈的階梯上,擺了一頂帽子在他的腳旁,拿著一個告示牌寫著:「我是瞎眼的,請幫幫我」。帽子裡只有幾枚硬幣。


 


一個男人經過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了幾枚硬幣投入帽子裡。然後,他拿起告示牌把它翻轉過來寫了一些字。他放回告示牌,以便走過的每個人都會看到新的詞句。


 


帽子很快的開始填滿了錢。更多人給失明的男孩更多的硬幣。 午後,改寫了告示牌的男人來看看事情發展得怎麼樣了。男孩認出了他的腳步並問:「您是不是今天早上改寫我的告示牌的人?您寫了什麼?」


那人說:「我只是寫真相。 我說了你原本的意思,但用的是另一種說法。」


 


他寫的是: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但我卻不能看見。」


 


你認為第一個告示和第二個告示寫的是同一件事嗎?當然兩個告示都是告訴別人男孩是失明的。


 


但第一個告示單純地告訴人投入一些錢在帽子裡以便幫助這位男孩。第二個告示告訴人們他們能享受美麗的一天,但男孩不可能享受它,因為他是瞎的。


第一個告示只訴說了男孩是瞎的。 第二個告示告訴人們(自己)是多麼的幸運不是瞎眼的人。


 


 我們對於第二個告示表達得更有效率,不感到驚訝嗎?


 


在讀完這故事後,您有甚麼想法呢?



~
感謝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無論美、醜,好、壞。能夠擁有就是一種福氣。~


 


英文原文如下,若想練英文的童鞋,可以繼續往下看:


A blind boy sat on the steps of a building with a hat by his feet. He held up a sign which said: "I am blind, please help."


 


There were only a few coins in the hat.


A man was walking by. He took a few coins from his pocket and dropped them into the hat. He then took the sign, turned it
around,andwrote some words.He put the sign back so that everyone who walked by would see the new words.
Soon the hat began to fill up. A lot more people were giving money to the blind boy. That afternoon the man who had changed the sign
came to see how things were. The boy recognized his footsteps and asked,
"Were you the one who changed my sign this morning? What did you write?"

 
The man said, "I only wrote the truth. I said what you said but in a different way."
What he had written was: "
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not see it."


Do you think the first sign and the second sign we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Of course both signs told people that the boy was blind. But the first sign simply said the boy was blind.
But the first sign simply told people to help by putting some money in the hat. The second sign told people that they were able
to enjoy the beauty of the day, but the boy could not enjoy it because he was blind.
The first sign simply said the boy was blind. The second sign told people they were so lucky that they were not blind.


Should we be surprised that the second sign was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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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為何會走向今天這個地步?

 

 

 

 

 



希臘有很多很扯的福利政策,足以讓大家瞠目結舌的 :

1. 不合理的退休金制度:

 

希臘公務員四十多歲就可申請退休,享有退休金給付。公務員死後若留有未婚或離婚的女兒,她們可以繼續領取父母的退休金,據估計每年就有四萬人申領,金額高達五.五億歐元。
2.
浮濫的獎金與津貼:

 

薪資外,公僕每月可領一千三百歐元津貼。會電腦、說外語、乃至準時到班,都可以額外拿錢。不論公家或民營,一律給薪十四個月。
3.
訛詐政府的企業:

 

希臘奧林匹克航空公司早年債臺高築,但工會屢屢出招阻撓政府求售,導致幾百萬歐元的債務由納稅人買單,而公司員工與眷屬卻享有免費全球飛透透的福利。奧林匹克最後難逃出售的命運,政府還得花大把銀子為四千六百名員工準備離職金。
4.
莫名其妙的委員會:

 

希臘有數百個具官方色彩的委員會,受雇員工逾一萬人,每年花費二.二億歐元。
5.
居高不下的國防支出:

 

希臘因與土耳其長期不睦,導致國防支出遠高於歐盟平均值,過去幾年每年約開銷一百四十億歐元,占GDP近六%。

 

這種國家,不破產就很奇怪了,如果你是德國會想要救他嗎 ?
現在的局面,真的是讓歐元區騎虎難下,未來勢必還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需要處理,預估總金額需要6000億美金,當然,最後的結局是一定要救,但就得看中間的過程,PIGS是否能落實赤字改善, 抑或是德法等援助國因此被拖累經濟成長,畢竟歐盟是個多國的政治體系,時還要考慮到各成員國債務不能違約、歐元貨幣不能劇貶等因素,其實任務相當艱困。
* * * * * *

 

 

 

美國的雷曼事件尚未完全結束,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希望歐洲各國能同心協力早日解決這些存在的問題, 千萬別波及到亞洲地區, 台灣政府己經營的夠辛苦了.

 

 

 

資料提供:  ISA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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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一起是緣份,一起在走是幸福


一種叫理所當然的習慣




上了一天班,回到家裡,丈夫只會粗聲粗氣的說:「飯煮好了沒?我餓死了。」

對妻子的忙碌辛苦視而不見。


有一天,丈夫帶著未婚獨居的同事回家,
同事一進門,老婆接過兩人的公事包和外套,
丈夫還是老話:「飯煮好了沒?」


同事卻說:「大嫂,對不起,麻煩你了。」


看到一桌熱騰騰的飯菜,同事感動的差點下淚來:「一回家就有熱飯熱菜可吃的感覺真好!哪像我,每天回家都只有冰冷的牆壁迎接我。」


然後埋頭拼命吃菜,彷彿一輩子都沒吃過飯的;對老婆的手藝讚不絕口,一盤簡單的炒青菜都被他說得像什麼山珍海味的。



老婆眉開眼笑,不斷的夾菜給同事,還說:請用。」老公反而被冷落一邊。


吃完飯,老公照例拍拍屁股,想移到客廳沙發看電視、聊聊天,正想開口叫老婆倒茶;那個不識好歹的同事,竟然幫忙收拾碗筷,還不忘跟老婆道謝:「大嫂,謝謝你費心做這麼豐盛的晚餐請我。這些碗盤我來洗就好。」


老婆當然不會讓客人洗碗。這時,丈夫說:「泡茶。」雞婆的同事居然說:「大嫂,你告訴我茶葉在哪裡,我自已來就好。」
同事走了之後,老婆一邊洗澡一邊唱歌。


丈夫問:你為什麼那麼高興?老婆說:「我煮了年的菜給你吃,你從來也沒有跟我說一聲謝謝。吃完飯不但不幫碗,還要我泡茶侍候你。你看看你那個同事多懂事。」


老公回答:「因為他第一次來我們家啊,因為他不認識你啊,你等著看好了,看他結婚之後,會不會跟老婆說謝謝。」


為什麼?


為什麼面對至親的人,我們總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禮貌和感謝?


老婆為什麼一定要煮飯?
因為那是她的工作、她份內的事?  因為她愛你。


丈夫為什麼要辛苦工作受到老闆指責、剝削仍然不敢辭職?因為他愛妳。


愛不是理所當然,愛是得來不易。


有人說,女人最傻,只要你給她一句讚美、一句感謝,她就會無怨無悔的為你做牛馬。


其實男人也是。


在家的時候,放一缸熱水,接過他沈重的公事包,跟他說聲:老公你辛苦了。他在辦公室受到再大的委屈,也忘的一乾二淨。


只是一句讚美,只是一句「請、謝謝、對不起」,


愛情裡多了多少甜蜜和安慰?


下一次,別忘了對你的愛人說:謝謝你。


幸福的長相:一句平凡的話語,卻有著神奇的力量。


  吳若權寫的兩句話:


主動,被動,不如互動
愛人,被愛,不如相愛


走在一起, 是緣份
一起在走, 是幸福


** ** ** **


朋友們,


在你們的家中上演著是那一齣劇本?


有幸福的感覺嗎?


把握當下,


別忘了向你()的阿娜答美言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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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 AND HELL


Whil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one day a Corrupt Senator was tragically hit by a car and died.


 


His soul arrives in heaven and is met by St. Peter at the entrance.


 


"Welcome to heaven," says St. Peter. "Before you settle in, it seems there is a problem. We seldom see a high official around these parts, you see, so we're not sure what to do with you."


 


"No problem, just let me in," says the Senator..


 


"Well, I'd like to, but I have orders from the higher ups. What we'll do is have you spend one day in hell and one in heaven. Then you can choose where to spend eternity."


 


"Really?, I've made up my mind. I want to be in heaven," says the Senator.


 


"I'm sorry, but we have our rules."


 


And with that, St. Peter escorts him to the elevator and he goes down, down, down to hell.


The doors open and he finds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a green golf course. In the distance is a clubhouse and standing in front of it are all his friends and other politicians who had worked with him.


 


Everyone is very happy and in evening dress. They run to greet him, shake his hand, and reminisce about the good times they had while getting rich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They played a friendly game of golf and then dine on lobster, caviar and the finest champagne.


 


Also present is the devil, who really is a very friendly guy who is having a good time dancing and telling jokes.


 


They are all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that before the Senator realizes it, it is time to go.


Everyone gives him a hearty farewell and waves while the elevator rises...


The elevator goes up, up, up and the door reopens in heaven where St. Peter is waiting for him, "Now it's time to visit heaven.."


 


So, 24 hours passed with the Senator joining a group of contented souls moving from cloud to cloud, playing the harp and singing. They have a good time and, before he realizes it, the 24 hours have gone by and St. Peter returns.


 


"Well, then, you've spent a day in hell and another in heaven. Now choose your eternity."


 


The Senator reflects for a minute, then he answers: "Well, I would never have said it before, I mean heaven has been delightful, but I think I would be better off in hell."


 


So St. Peter escorts him to the elevator and he goes down, down, down to hell..


 


Now the doors of the elevator open and he's in the middle of a barren land covered with waste and garbage. He sees all his friends, dressed in rags, picking up the trash and putting it in black bags as more trash falls from above.


 


The devil comes over to him and puts his arm around his shoulders.


 


"I don't understand," stammers the Senator. "Yesterday I was here and there was a golf course and clubhouse, and we ate lobster and caviar, drank champagne, and danced and had a great time. Now there's just a wasteland full of garbage and my friends look miserable. What happened?"
 
 


The devil smiles at him and says, "Yesterday we were campaigning ...Today, you voted.."


 


**轉載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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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年輕牧師夫婦被派到紐約布魯克林區為一間老舊教堂重新開幕。 那老教堂的確很破落需要大力整修。他們訂下一個計畫時間表,每天做一點整修,準備聖誕夜舉行重新開幕的禮拜。


 


聖誕節前一星期,所有的工作幾乎都照著進度差不多完成了。


但是突來連續兩天暴風雨。聖誕夜的前三天,牧師去到教堂時,看見屋頂裂了一個縫,祭壇後的牆壁油漆剝落了一大片,大概有二十呎長八呎寬。牧師心冷了半截,把掉落地上的油漆掃乾淨,心裡盤算著該怎麼辦。


 


「是不是必須把聖誕夜的禮拜取消?把重新開幕的時間延後呢?」他想。


 


在他回家的路上,剛好碰到當地一些企業聯合擺攤子舉辦的一場像跳蚤市場一樣的義賣會。他信步走進去瞧瞧。他注意到一張很漂亮的桌巾,象牙色的,桌巾中間繡著一個大大的十字架。桌巾的大小剛好可以蓋住教堂牆上那片油漆剝落處。他把桌巾買了下來,折回教堂去。


天空下起雪來。


 


一位老太太從對街跑來要搭巴士,但沒趕上。下一班巴士要再等四十五分鐘才來。牧師請老太太到教堂裡等,避避風雪,也可溫暖一點。


牧師開始去搬梯子,把那張剛買的大桌巾掛到牆壁上,剛好蓋住剝落的地方。


 


「感謝主!簡直太完美了!」


 


牧師看著掛好的桌巾,滿意極了!突然,他注意到老太太走到前面來,盯著桌巾,臉色發白。


 


「牧師,你哪來的這張桌巾?」老太太問。


 


牧師把前因後果解釋給她聽。


 


「你可不可以看看桌巾右下角是不是繡有EBG字樣?」老太太聲音顫抖地問。


 


這正是這位老太太名字的縮寫。牧師檢查了桌巾的右下角,果然有這幾個字樣。桌巾正是三十五年前老太太在奧地利時親手繡出來的。


 


老太太跟牧師說:「三十五年前,我跟我先生住在奧地利,家境富有。納粹來了以後,我們被迫離開。我先走,我先生隔一個星期走。後來我被送到集中營,再也沒看到過我先生,也從此沒再回家過。」她說。


 


牧師聽了,要把桌巾還給老太太,但老太太卻要牧師留著給教堂用。牧師於是堅持開車送老太太回家。她住在史塔登島,只有每星期到布魯克林區做清潔工。


 


幾天之後,教堂順利地在聖誕夜重新開幕。整間教堂幾乎全部滿座。音樂及氣氛都很好,很多人都說下星期天會再來聚會。


 


禮拜結束了。


 


有一個鄰居的老先生坐著還不離開。


 


牧師認得他。


 


「牧師,你這張桌巾哪裡來的?」老先生問,「我戰爭前住在奧地利的時候,我太太繡了一張這樣的桌巾。世界上居然有兩張這麼相像的桌巾!」


 


他告訴牧師,三十五年前他跟太太是因為納粹入侵奧地利而分散的。他要太太先離開,他隨後就走。沒想到後來他就被抓入牢裡去了。從此沒回家,也沒再見到太太。


 


牧師愣住了。


 


「您能讓我開車載您去兜兜風嗎?」牧師問老先生。


 


「好啊!跟你聊聊我的故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老先生答。


 


牧師把車子開到史塔登島一間公寓前,三天前他才送老太太回來的地方。他扶著老先生爬了三層樓的階梯,在老太太的門上按了門鈴。


 


牧師親眼目睹了一場感人的聖誕團圓。


 


朋友!這是一位美國牧師敘述的真實故事。


 


上帝讓人團圓的方式實在大奇妙了!人海茫茫,尋尋覓覓,唯有上帝知道在哪裡。


 


人唯一能做的只有禱告,其餘的就是老天爺的工作了。


 


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成功之路,唯有靠上天指引腳步。


 


 


*取自網路轉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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