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岳飛與卡內基
為了小孩子的事,我常需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有時感覺,雖有溝通,但問題仍未解決。經歷愈多,疑惑也愈多,我不知是否因東西思考方式不同,或是做人與做事方法差異所致,於是自己開始注意做人與做事間的關係,思考如何兼顧兩者,漸漸發現,若想兼顧人與事双原則,要靠學習,才能將分寸捏拿得當,我舉屈原與岳飛為例說明自己想法。
先從屈原談起,時代背景如下,戰國七雄中,僅秦、楚與齊三國較強,楚國屈原主張外交連齊抗秦,內政實施改革,限制貴族權力,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但受到昏庸的楚懷王與貴族親信聯手反制,屈原眼睜睜看著祖國被秦滅,只好寄情於文學創作,六十二歲時,憂鬱投江而死。
岳飛年輕時,女真族 (住在松花江與西伯利亞)金兵攻下北宋京城開封,俘虜徽、欽二帝、皇室、官吏與平民三千人北去,史稱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宋康王(欽宗之弟)南逃,定都臨安(杭州),是為南宋,岳飛家鄉河南湯陰(安陽)亦淪陷, 因家破國亡,文武全才的岳飛參軍北伐,收復大片失地後,向宋高宗提及老皇帝南返後,皇室繼承人問題,引起宋康王猜忌,擔心王位不保,岳飛三十九歲時,被皇帝與秦檜聯手害死,最後南宋亦被元滅亡。
屈原為政治人才,岳飛為軍事人才,均是當時的社會菁英,他們只想到做事,未想到做人,當然也未聽過卡內基的“人際溝通”理論。這兩位悲劇性歷史人物,有共同的特色:自己站在時代的前端,同時代的人均落在時代後端,雙方價值觀差距太大,難以溝通,造成個人與國家雙輸結果。
假設時光倒流,屈原與岳飛均上過卡內基人際溝通課,或認識憂鬱症,或對做人下點功夫,是否能避免一死呢?我的推論是,兩人可能逃過死劫,但可能就不成為歷史人物了,何以如此?
四類型作風
根據我觀察,做人與做事是處在兩個極端,不易調和,兩個極端中間,又有不同混合情況,以中國傳統觀念為標準,大致分為四種情況:
人 事
I. II. III. IV.
做人滑頭 做人精明 做人體貼 做人正直
做事敷衍 做事有限 做事靈活 做事努力
第四型人忙於做事,針對事情,全力去尋找解決方法,對人則直話直說,是黑臉腳色,卻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推手,也可能是政治異議份子。第三型人尋找解決方案時,順便會考慮到是否適合對方需要。第二型人先考慮是否值得替對方傷腦筋,先看人選,再做事。第一型人忙於做人,常針對人,思考如何八面玲瓏,解決問題不是重點,只要氣氛好,大家高興,是白臉腳色,但卻是腐敗與退化的象徵。
再來看溝通大師卡內基人際關係九原則,括弧內文字是我自己的印象:
1. 不批評、不抱怨、不責備 (偏重做人,不談事)
2. 真誠讚賞與感謝 (兼顧人與事)
3. 精確觀察力與判斷力,從對方利益考量 (偏重做事)
4. 真誠關心他人,並付諸行動 (偏重做事)
5. 經常微笑 (偏重做人)
6. 記得他人名字 (偏重做人)
7. 鼓勵他人多談自己的事 (偏重做人)
8. 談論他人感興趣的話題 (偏重做人)
9. 衷心讓人覺得他很重要 (人與事兼顧)
看來若要符合西式溝通九原則,也要屬混合型,即上圖第二型與第三型,即使此兩型人才做事能力不如第四型,也無法提出有效解決問題方法,但此型沒有明顯優點,也沒有明顯缺點,符合圓融標準,大部分人做法,均屬此兩型。
依我看來,屈原與岳飛是第四型個性,站在時代前端,全心全意思考亂世解救之道,若兩人還要考慮人際溝通問題,如何讓在落在時代後端國人接受自己想法,一定會分心,影響做事效率。屈原的改革方案可能不周延,楚國國力不會增加。此外,若屈原家人注意到,屈原有憂鬱症,可能有自殺傾向,屈原就當不成歷史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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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岳飛,若還要考慮,如何讓皇帝安心,表明自己身為武將,遵守軍隊中立化原則,只負責收復失土“還我河山” ,不涉及王位之爭,就可能打敗仗,不成歷史人物了。 此外,自清朝以來,傳說岳飛臨行參軍前,岳母在兒背刺上 “盡忠報國” 四字時,岳母可能沒想到, “盡忠”容易做到,靠兒子單方面忠心即可, “報國” 難度就高多了,涉及皇帝的配合,運氣不好,就會送命。
屈原與岳飛兩人留名青史,正因他們第四型作風,積極面對困難,從未瞻前顧後,以致幾乎改寫歷史,最後結局與付出的努力成強烈對比。
所以我感覺到,兼顧人與事,與人磨擦較少,日子過得舒服些,但若要解決問題,一定要增加第四型作風,若只是進行公關,則將目標設在第一型的大家開心即可。不知各位童鞋看法如何? (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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